“年薪80万元”“正式公务员”“不用笔试”……日前，浙江金华发布的聘任制公务员招聘信息“出圈”。

招聘计划表显示，此次金华发布了15个聘任制公务员岗位，包括金华婺城区、金东区以及东阳市、义乌市和永康市，需求单位有金华市发改委、金华市信访局、金华市科技局、金华市公安局等，职位均为主管以上级别，涉及工商管理学、国际金融学、产业经济学等财经类学科，最低指导年薪为60万元，最高80万元，年龄要求在45岁以下。

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白智立说，“公务员任职方式包括委任制和聘任制，前者是人们常说的‘考公务员’，而聘任制公务员是指以合同形式聘任、依法履行公职、纳入国家行政编制、由国家财政负担工资福利的工作人员。机关依据公务员法和聘任合同对所聘公务员进行管理。”

新京报记者了解到，聘任制公务员其实并不是新鲜事物，我国对聘任制公务员制度的探索与改革已持续多年，早在2007年，上海与深圳率先成为试点，招聘了国内第一批聘任制公务员。2016年，北京首次面向全国公开招聘6名聘任制公务员。

这项改革充满曲折。中共中央党校（国家行政学院）教授竹立家说，深圳市当初高调试点几年之后，目前已经悄无声息了。某一线城市在职的聘任制公务员也对新京报记者透露，他所在的城市近几年缩招了聘任制公务员，且给在职的聘任制公务员降低了待遇，“原因可能是出于财政压力。”

这次金华发布的年薪60万—80万元招聘信息，使聘任制公务员再次进入大众视野。白智立表示，聘任制公务员这项制度改革被赋予了很大希望，因为其利于吸纳“高精尖”人才进入政务系统的同时，还能解决机构精简问题。竹立家则认为，“目前该项改革仍处于探索阶段，相对普通公务员来说，聘任制公务员招聘人数一直不多，相关的法律法规还需进一步完善。”

60万—80万元只是“指导年薪”

由金华市代管的义乌市参与了本次聘任制公务员招聘，其在招的两个岗位分别为“市场发展委国际陆港高级主管”和“统计局统计调查分析高级主管”。

招聘信息显示，两个岗位的指导年薪都是税后60万元。

就在众网友惊呼“如此高薪”的时候，义乌市组织部公务员管理科负责人于3月31日向新京报记者证实，外界所传“年薪60万到80万招公务员”的说法“并不准确”。

3月12日，金华市发布了聘任制公务员招聘公告。网络截图

上述负责人表示，此次招聘确实属于“高薪招聘高级技术人才”，但“60万到80万只是指导年薪，并不保证肯定会以60万到80万的年薪录用。具体的薪水水平施行‘一人一议’，用人单位根据多项因素综合考虑，再与被聘用者商议决定。其次，这个年薪是由固定工资和奖金组成，如果完不成合同规定的绩效，将会扣除相应奖金。”

义乌市此次招聘的两个岗位，“相关工作经历”都有高标准要求。比如在招的国际陆港高级主管，要求“具有5年以上央企、省属国企物流口岸领域工作经历；或具有5年以上国家级、省级物流口岸研究机构和相关协会工作经历”。

对于目前报名与招录情况，这位负责人表示“还行”，但具体情况不方便透露。

这位负责人告诉记者，与普通公务员招考不同，聘任制公务员招聘以面试为主。在义乌，聘任制公务员的面试会在一轮内结束，其中包括了专业素质评估（专家评审小组量化评估）和综合能力评价（专家评审小组面谈）。与普通公务员考试相比，聘任制公务员的面试方向更偏专业化和精细化。

金华市婺城区某在职聘任制公务员向新京报记者介绍，他当年在面试时遇到的都是“异地考官”，他猜测可能是避免招聘过程中出现违规甚至违法行为。

在义乌市的聘任制公务员面试过程中同样有异地考官参与，“一般面试是由7人组成的专家团负责，其中有不定量的异地考官。他们在录用过程中拥有发言权。”上述义乌市组织部公务员管理科负责人说，此外，岗位的高专业化要求和对工作效果负责的合同，也是避免招聘过程中出现违规、违法现象的措施。

“是政府首先有了‘高精尖’人才的需求，才有了相关岗位的聘任制公务员招聘。如果招的人是‘低标准’或是不符合用人标准，那么工作不可能开展下去。”

一位聘任制公务员的选拔过程

聘任制公务员自诞生以来，一直具备话题度。其中的选拔流程、工作内容和工作规划如何？2024年3月31日，义乌市在职的聘任制公务员项勤毅接受了新京报记者的采访。

据此前媒体报道，义乌是浙江省较早探索聘任制公务员制度的县市之一，首要原因是“政府需要更高级的专业化人才”。义乌首次招聘聘任制公务员的时间为2013年6月，成功录用4名高级技术人员。这批聘任制公务员到岗后，相关部门的评价颇高，认为他们“为政府的精细化、专业化改革作出了关键贡献”。

项勤毅是义乌市第二批聘任制公务员，2014年，就职于杭州市综合交通研究中心的项勤毅参加了选拔。

“彼时彼刻，恰如此时此刻。”项勤毅在电话里笑着对新京报记者说，“当年，义乌市招聘聘任制公务员同样引发了热议。高昂的年薪对我十分具有吸引力，更关键的是招聘的岗位与我对口。”

当时义乌市招聘的岗位，就是目前项勤毅就职的岗位——义乌市公安局智能交通调度高级主管。项勤毅2007年毕业于东南大学，拥有交通规划专业的硕士学位。2014年，他已在相关领域工作7年。

“高平台”和“高年薪”吸引项勤毅放手一搏。与项勤毅竞争同一个岗位的大概有20人，只有7人通过了简历筛选，进入面试。

面试当天，他感觉面试官气场强大，自己则非常忐忑。整个面试环节持续了半个小时，“先自己读题5分钟，再开始答题，然后与考官交流。考官问的问题也非常专业，询问了交通规划领域的前沿科技，比如信号库等。”

项勤毅（站立者）在工作岗位上。受访者供图

他注意到，那次招聘政府部门诚意很高。通过简历筛选的几位候选人当中，有两位身在国外，当地政府特地安排了线上面试。“可以看出来，政府急缺这方面的专业人才。”

面试结束几个月后，项勤毅接到了拟录用的通知。多年以后，当项勤毅作为考官参与了聘任制公务员的招聘，才了解到这几个月当中的环节：用人单位在几位面试者中确定差额的候选人，然后对几名候选人进行重点专业评估，要看他们的论文，最后去候选人此前任职的单位进行背调，再决定最终人选。

经过商议，项勤毅的年薪最终定为“税后30多万元”。在日后工作过程中，这笔薪水往往能足额拿到手。

入职之后，项勤毅迅速进入工作状态，接手交通规划和治堵工作，帮助当地建立起了交通治理的系统性理念。目前，他带领一个由20人组成的工作专班，专项负责当地交通治理工作。

2019年，项勤毅拿到了义乌市公安局的续聘合同，年薪也增长到了税后50万元。

高薪相对应的是高强度的工作节奏。一开始，项勤毅就要“早来晚走”，以便观察当地的早晚高峰情况。现在，项勤毅每周也都会加班，最忙的几个月里，“3天才能回一次家，几乎没有周末”。

作为“第一批吃螃蟹”的人之一，项勤毅在工作中也曾感到困惑。

刚入职的时候，他曾产生身份困惑。“周围都是考进来的公务员，自己不仅有固定期限的合同，还拿高薪，挺扎眼的，怕被另眼看待。”

一个细节让项勤毅至今难忘。在义乌公安局，每人都有一张饭卡，每月饭补会直接打入卡中。但项勤毅和同批聘任制公务员的饭补已经包含在了年薪内，只能自己去充饭卡。“这其实不是个大事，但当时自己正是身份敏感期，每次去充饭卡，都感觉自己跟别人不一样。”后来，他向领导反映了意见，问题得以解决。

关于对未来的打算，项勤毅告诉记者，相关部门曾明确跟他说过不续聘的情况下会如何安置他：转为普通公务员，或者向企业相关岗位进行安置。但是，他更倾向于就现在的岗位进行续约。

“转到企业还要再谈一轮待遇，而转为普通公务员的话，待遇可能直接砍半，这是我很难接受的。”

17年的制度探索之路

“我国聘任制公务员制度的探索可以分为四个阶段，分别是上世纪80年代的乡村干部聘任、1993年之后政府雇员探索、2006年之后正式出现聘任制公务员以及2010年后聘任制公务员探索规模扩大。”白智立说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发展迅速的乡镇企业，开始倒逼乡镇政府公务员队伍进行专业化、精细化建设。部分地区出现聘任制乡镇干部。

中国人事科学研究院副研究员余仲华曾于2017年在一篇文章中写道：甘肃省分别于1984年和1987年为乡镇党政机关补充4800余名招聘干部；此后，辽宁省为了调整乡镇机关人员结构，也曾在全省乡镇机关实行了聘任制公务员制度。“全国乡镇聘用制干部曾经达到25万多人，占乡镇干部总数的20%。”

但是，此时期的聘任制干部并无明确的法律依据，管理办法难以统一，实施过程中也问题不断。

1993年，中国聘任制公务员迎来重要节点——国务院颁布实施《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》。《条例》首次在国内提出聘任公务员概念：国家公务员职务实行委任制，部分职务实行聘任制。

一批“政府高级雇员”随之出现。2002年6月，吉林省政府出台了《吉林省人民政府政府雇员管理试行办法》，成为国内首个推行政府雇员制的地区。2003年，上海跟进政府雇员制，引进11名香港专才。2004年8月，深圳也去香港招聘了184名政府雇员。

此阶段，各地政府对政府雇员的认知不尽相同，管理办法也不统一。有的叫“政府雇员”，有的叫“机关事业单位（高级、普通）雇员”；有的地方规定政府雇员不担任行政职务，不行使行政权力，有的地方则规定高级雇员可以担任行政职务，行使行政管理权。

2021年，项勤毅（左二）与镇街领导、社区代表探讨交通拥堵治理方案。受访者供图

直到2006年，聘任制公务员迈入新阶段。那年，《公务员法》正式实施，其中明确规定：“机关根据工作需要，可以对专业性较强的职位和辅助性职位实行聘任制。”一年后的2007年，深圳和上海成为试点，中国聘任制公务员正式诞生。

从2007年开始，深圳与上海多次在城市规划、金融、安全监察等高专业、高技术领域进行聘任制公务员招聘，吸引了上万人报名。

当时《南方日报》《东方早报》等对此进行了报道。《南方日报》写道：“聘任制公务员试点，是继事业单位改革以后，深圳再一次在行政机构改革上领先于全国。”

随后，深圳与上海又扩大了招聘规模。据新华网报道，截至2014年，聘任制公务员已占深圳全市公务员的10%。同期，深圳市印发了《深圳市行政机关聘任制公务员管理办法》，规定用人机关原则上应与聘任制公务员订立固定期限聘任合同，首次聘任的聘期一般为3年，续聘的聘期一般为5年。

2010年之后，各省开始陆续跟进聘任制公务员制度。在全国各地陆续开展的聘任制公务员招聘中，“高薪”和“高技术要求”成为标配，并延续至今。据《瞭望东方周刊》报道，聘任制公务员的岗位多为“总工程师”“经济师”“规划师”等关键岗位，薪资待遇也是“普通公务员望尘莫及的”。

“随着中国各级政府精细化改革，公务员队伍的专业化程度急待提升。一些关键的高技术岗位，采用直接提拔普通公务员的方式，培养成本过高，而聘任制公务员非常高效地提升了关键岗位的专业化程度。”白智立分析，“所以聘任制公务员改革过程中，各地政府完善公务员退出机制的优先级明显弱于专业化人才招聘。这也是各地虽然面临编制紧张、财政压力大等情况，却依然坚持招聘聘任制公务员的原因。”

新京报记者了解到，目前，各地政府对聘任制公务员的探索规模不一。比如深圳，当年高调试点，现在已经悄无声息。3月28日，深圳市罗湖区组织部工作人员对新京报记者说，“聘任制公务员的相关试点前两年已结束。原因不详。”

还有的地方一直坚持试行，但因为招聘规模一直不大，显得相对低调。

新京报记者梳理相关报道发现，各地政府对于聘任制公务员制度的评价总体偏向正面。

当地媒体曾对项勤毅做过报道，文章中说，项勤毅在近10年的工作当中，在全市汽车保有量增长约176%的情况下，有效助力义乌市交通拥堵的逐年缓解，交通事故死亡人数的显著下降，智能化管控水平的显著提升。当地领导对他的评价很高，他也对记者直言：“干得非常有成就感，跟我同批的聘任制同事普遍也是这个感受。”

据《成都日报》报道，2020年8月，成都市组织部集中招聘了 6 个聘任制公务员岗位。成都东部新区党群工作部副部长邓炜洁如此评价这批聘任制公务员：“普遍能力强、素质高、态度好，逐步成为所在单位的业务骨干，这将在一定程度上给公务员群体带来‘危机感’，并产生‘鲇鱼效应’，有效激发公务员队伍活力。”

据《新华日报》报道，江苏省常熟市于2022年9月招聘首批聘任制公务员，一年后，相关单位接受采访时对他们的评价是：“入职后在发挥自身优势上有‘绝技’，为推动更多“接地气”政策项目发挥了重要作用。”

仍处于探索阶段

多位业内专家认为，未来参与聘任制公务员改革的省市范围将会持续扩大，但用聘任制公务员大面积代替委任制公务员“并不现实”。

“聘任制公务员改革目前面临的问题还有很多，退出机制需要继续改革，相关制度需要完善，聘任制公务员的相关待遇需要切实保障。”竹立家说。

新京报记者了解到，当前，一些地方政府财政吃紧，有地方出现聘用制公务员待遇被降的问题。

某一线城市在职的聘任制公务员对新京报记者透露，自己所在的岗位待遇已经大幅减少，“与我同批的聘任制公务员待遇都被对半砍了。甚至都没有通知，我是申报个税时才发现的。”

这位聘任制公务员说，“砍待遇的主要原因就是财政压力，且不止一人被降了待遇。当地聘任制公务员的招聘也已经暂停，有两个聘任制公务员已被劝退。”

另一个现实问题是，严控编制的情况也限制了聘任制公务员的招聘规模。

“许多编制方面的管理制度十分陈旧，还停留在上世纪末，肯定是不符合当前形势的发展的。要想大规模吸纳聘任制公务员，编制制度必须改革。” 白智立说。

有在职的聘任制公务员告诉记者，自己在单位的身份认同和特殊的同事关系也会影响工作状态。“对于我的身份和高薪，一些一起共事的人心理不平衡，工作中配合不顺利。”

这是一个多年未解决的问题。在2015年，中部省份某县委组织部副部长曾在接受新京报记者采访时说：“在官本位的思维下，一些聘任制公务员开展工作上确实有一些难度。存在‘临时工’的思想比较严重，有低人一等的感觉。尴尬的情况是存在的，比如一些人觉得我是一个临时工怎么去管人家正式的干部？心理上有不适应的。”

围绕聘任制公务员悬而未决的问题还有晋升制度。根据2017年出台的《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规定》，聘任制公务员在聘期内一般不得变动职位。

某在职聘任制公务员对新京报记者表示，虽然事先知道这项规定，但随着工作内容和心态的变化，自己内心对晋升还是充满渴望。但据他了解，同单位的聘任制公务员“几乎没有晋升空间”，以至于他已经有了辞职的想法。

而对普通公务员来说，对本单位聘任制公务员看法也不相同。

浙江金华某普通公务员对记者表示，自己单位的聘任制公务员“学历高、能力高”，自己愿意配合其工作，“人家拿高薪是应该的，确实专业，一般人做不来。”

也有受访普通公务员对记者透露，她所见的聘任制公务员“其实就是镀一层金，水平还是不稳定”。其本人对本单位聘任制公务员的看法是：“聘任制公务员就是噱头，本质还是合同工。”

除此之外，对聘任制公务员建立有效的退出机制、打破“变相铁饭碗”也是大众关注的问题之一。

2011年，国家颁布《聘任制公务员管理试点办法》。其中规定7种机关单位可以与聘任制公务员解聘的情形。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标准即为“聘期内年度考核不称职或者有两年为基本称职的”。

“但在后续执行过程中，不少单位陷入了‘考核标准抽象化，考核评价封闭化’的怪圈。”竹立家说。

据新华网报道，许多地方聘任制公务员在考核方面与委任制公务员的标准是一样的，其程序通常为“在一定范围内自我述职，再由主管领导写评语，最后本机关负责人确定考核等次”的模式。

新京报记者调查发现，目前许多地市的聘任制公务员“只要不辞职和犯罪，就能一直续聘”。

然而，“高续聘率”也是一直以来围绕着聘任制公务员制度的争议之一。有网友认为，高年薪和高续聘率（高稳定性）的组合容易滋生“萝卜坑”，如何在招聘过程中杜绝“暗箱操作”，一直是相关改革的焦点。

“各地政府对聘任制公务员的续聘率普遍较高，考核机制也较封闭，大部分决定权在本单位领导。建议引入更透明化的监督机制，让更多的人和组织共同完成相关评测，这样才能最大限度保证公平。”竹立家说，聘任制公务员改革要想深化，制度和观念上的“铁饭碗”都必须打破，让聘任制公务员在公务员队伍中真正产生“鲇鱼效应”，才能在提高政府专业化服务水平的同时，切实提高公务员队伍的行政效率。

新京报记者 隋坤

编辑 胡杰 校对 刘军